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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元璋重典治腐背後的政治經濟學

  • 分類:反腐倡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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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來源:
  • 發布時間:2015-07-20 14:2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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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概要描述】“郭桓案”發生在洪武十八年,當年三月,禦史餘敏、丁廷舉狀告北平承宣布政使司、提刑按察使司官員李彧、趙全德等與戶部侍郎郭桓等共同舞弊,侵吞地方上繳國庫的秋糧,偷盜庫存金銀和錢鈔。經查,此案牽連全國的十二個布政司,牽涉禮部尚書趙瑁、刑部尚書王惠迪、兵部侍郎王志等;根據朱元璋欽定的《大诰》所說,國家造成的經濟損失總計精糧2400萬石,而當時國庫一年收入是2940萬石,數額觸目驚心。朱元璋大怒,下令處死所

朱元璋重典治腐背後的政治經濟學

【概要描述】“郭桓案”發生在洪武十八年,當年三月,禦史餘敏、丁廷舉狀告北平承宣布政使司、提刑按察使司官員李彧、趙全德等與戶部侍郎郭桓等共同舞弊,侵吞地方上繳國庫的秋糧,偷盜庫存金銀和錢鈔。經查,此案牽連全國的十二個布政司,牽涉禮部尚書趙瑁、刑部尚書王惠迪、兵部侍郎王志等;根據朱元璋欽定的《大诰》所說,國家造成的經濟損失總計精糧2400萬石,而當時國庫一年收入是2940萬石,數額觸目驚心。朱元璋大怒,下令處死所

  • 分類:反腐倡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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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來源:
  • 發布時間:2015-07-20 14:2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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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“郭桓案”發生在洪武十八年,當年三月,禦史餘敏、丁廷舉狀告北平承宣布政使司、提刑按察使司官員李彧、趙全德等與戶部侍郎郭桓等共同舞弊,侵吞地方上繳國庫的秋糧,偷盜庫存金銀和錢鈔。經查,此案牽連全國的十二個布政司,牽涉禮部尚書趙瑁、刑部尚書王惠迪、兵部侍郎王志等;根據朱元璋欽定的《大诰》所說,國家造成的經濟損失總計精糧2400萬石,而當時國庫一年收入是2940萬石,數額觸目驚心。朱元璋大怒,下令處死所有涉案中央高級幹部,對涉案各級官員和通同作弊者亦嚴刑追究,《明史》載:“自六部左、右侍郎以下???詞連直、省諸官吏,系死者數萬人”。同時開始大規模追贓,共追回糧食700萬石。由于此案涉及官員與民間豪強勾結,尤其是江浙一帶的大地主多有牽涉其中,因此江蘇、浙江一帶的豪門大族多有因此案破産者。
  朱元璋在此案處理過程中充分貫徹了其“重典禦下,稍有觸犯,刀鋸随之”的吏治思路,凡涉案者無不遭受重刑,株連甚廣。“郭桓案”被世人稱為明初四大案之一,時人與後人多有認為該案過于嚴酷。這種論調屬于空泛的皮相之論,沒有深入到曆史的實相當中去。
  明朝初年,百廢待興,迅速恢複經濟,增強國家經濟實力成為擺在朱元璋面前的主要議題,“務培邦本,使食貨充而國用足”,也就是要同步實現民富與國強,這是朱元璋一朝的經濟基本國策。洪武元年,朱元璋曉谕百官:“天下初定,百姓财力俱困,譬如初飛之鳥不可拔其羽,新植之木不可搖其根,要安養生息之。”朱元璋多次減免各地賦稅勞役,鼓勵百姓墾荒,官給牛種,興修水利,移民墾邊。經過十幾年的休養生息,全國範圍内經濟形勢已經好轉,百姓已經逐步解決了溫飽問題。但是,朱元璋發現,随着國家形勢的好轉,有幾個問題嚴重幹擾了整個國家的政治經濟生态:
  一是勳功貴族日益擾亂國家正常的社會、經濟秩序。朱元璋建國後,論功行賞,封賞百官,勳功貴族封田遍布天下,尤其是國家富庶之地。但是勳功貴族多有違法犯禁的行為,甚至“所賜公田莊佃,多依勢冒法,淩暴鄉裡”,問題層出不窮。以至于朱元璋于洪武六年命工部鑄造鐵榜申誡公侯,列舉了“強占官民山場、湖泊、茶園”、“屯田佃戶、管莊幹辦、火者、奴仆及親屬人等依勢淩民、侵占财物者”等多種違法犯禁的情形及處理規定。
  二是地方豪強實力漸強,并與勳功貴族、各級官吏逐步勾結。以富庶的江浙地區為例,自古以來就有“天下稅賦半江南”、“蘇松稅賦半天下”的說法,也是豪強地主數量最多的地區,當地大地主為逃避賦稅,“大率以田産寄他戶”。“他戶”就是明初的勳功貴族。同時,地方豪強與各級官吏勾結,或通過僞造冊書、謊報災荒的方式,騙取國家救災糧款;或隐瞞田産逃避稅收;或将本應由地主負擔的賦稅轉移至百姓頭上,“浙西所在有司,凡征收害民之奸,甚如虎狼”。随着三者勾結程度的加深,一個由勳功貴族、中央和地方各級官吏、地方豪強組成的既得利益集團已經形成。
  早在郭桓案爆發之前,經濟領域已經出現了一些不正常的現象,洪武十三年,吏部奏報,全國“稅課司局歲收額米不及500石者達364處”,顯示出國家稅收能力受到了影響。而到“郭桓案”爆發時,暴露出來的問題更是觸目驚心,浙西一地秋糧應上繳450萬石糧食,郭桓與浙西官員上下其手,隻上繳糧、鈔等合計200萬石,郭桓自己收鈔50萬貫,剩餘由當地官員瓜分;應天等五府夏稅秋糧等全部被瓜分,“無一粒上倉”。這表明,國家正常的經濟秩序已經嚴重扭曲,中央在經濟領域的權威已經遭到了巨大的侵蝕,無怪乎朱元璋要痛下殺手,掀起反貪風暴。
  “郭桓案”曆時不到4個月,雷霆萬鈞,朝野震驚。朱元璋通過查辦“郭桓案”,基本達到了預期目的:
  一是澄清了吏治,健康了國家的政治生态。“郭桓案”的表現形式是針對官僚隊伍的反腐敗行為,該案涉及人員,上至六部尚書,下至地方小吏,凡有牽涉其中者,無不遭到了嚴刑處罰,形成了極大的震懾效果。“一時守令畏法,潔己愛民,以當上指,吏治渙然丕變矣。下逮仁、宣,撫循休息,民人安樂,吏治澄清者百餘年。”
  二是整頓了國家經濟秩序,增強了中央的經濟權威。“郭桓案”摧毀了由勳功貴族、官僚、地方豪強組成的腐敗網絡。豪強地主的經濟勢力遭到削弱,隐瞞的土地、人口重新納入政府稅收範圍,增強了國家的稅收能力。同時,豪強地主的破産,擴大了農村自耕農的比重,有利于農業生産力的發展,為社會經濟發展奠定了良好基礎,直接促成了“永樂盛世”的出現,史載“洪永熙宣之際,府藏衍溢”。
  最後還要提一點,“郭桓案”促成了大寫數字的出現。“郭桓案”後,朱元璋将記賬的漢字“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百、千”改為“壹、貳、叁、肆、伍、陸、柒、捌、玖、拾、陌、阡”,後來又把“陌”和“阡”改寫成“佰”和“仟”,以杜絕貪官污吏通過篡改數字貪贓枉法。
  從“郭桓案”的讨論分析我們可以看到,反腐敗不僅僅是一種澄清吏治的政治行為,而是有着豐富政治經濟内涵的重要舉措。腐敗的出現意味着社會經濟、政治運行出現了問題,意味着生産關系和上層建築出現了扭曲,而反腐敗恰恰就是對扭曲了的生産關系進行調整,從而解放生産力、發展生産力。反腐敗是政治學,更是一種政治經濟學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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